配资正规网上股票配资失败的试验不再意味着惩罚

【编者按】在AI革命席卷全球和经济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的大背景下，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三位研究“创新”的学者。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科技与产业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元志教授看来，这不仅是对三位学者个人贡献的肯定，更标志着当代经济学正重新把目光投向长期增长的根本机制。“创新驱动增长”不再单纯是学术命题，而是成为关乎国家竞争力与制度韧性的核心议题。以下是他在上海财经大学的演讲。

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全球经济虽有波动，但总体进入一个持续增长的时期。要理解这一现象，必须认识到：技术革新如何以自我持续的方式不断取代旧有技术，从而推动人均产出和生活水平的长期提升。然而，经济史也提醒我们，增长并非理所当然，一旦创新机制失灵，经济可能陷入停滞。

日前，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西北大学的乔尔·莫基尔、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与加拿大经济学家彼得·豪伊特，以表彰他们“阐明以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机制”。三位学者分别从历史、理论与机制三个层面，揭示了创新为何能够成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莫基尔回答了“创新为何可能”——他从思想与制度的演化解释创新的文化根基；阿吉翁与豪伊特回答了“创新如何持续”——他们以模型化方式揭示了创新竞争的自我更新机制。在全球科技竞争和经济转型加速的今天，这些理论成果不仅是重要的学术突破，也为各国的发展路径提供了现实镜鉴。对正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中国而言，亦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今天的演讲，我就此跟大家分享个人的一些思考。

从历史看创新：文化是持续增长的根基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增长出现显著放缓。无论是发达经济体长期面临的“生产率停滞”，还是部分新兴经济体陷入的“中等收入困境”，都表明传统依赖资本积累与要素扩张的发展模式正在失去动力。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浪潮席卷全球，但创新带来的社会回报率并未同步提高，创新与增长的脱节正成为当代经济学亟须破解的新难题。

经济增长从何而来？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增长的根源不在资本的堆积，而在知识与制度的力量。乔尔·莫基尔把技术进步置于经济增长的核心位置，从历史视角考察技术变革如何在长时段内推动产出增长、产业结构演进与制度变迁。在他看来，工业革命并非偶然的技术爆发，而是欧洲长期积累的知识体系与开放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18世纪的欧洲思想多元、政治分散、出版自由，形成了跨越国界的“知识共同体”。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失败的试验不再意味着惩罚，而成为学习的过程；科学与工艺的界限被打破，知识得以持续积累与扩散。

与欧洲的持续突破相比，世界其他地区在技术与制度演化上呈现出不同轨迹。以明清中国为例，农业、冶金、印刷、造船等领域曾长期领先于世界，但在高度集权与科举主导的社会结构下，知识更多在行业与行会内部流动，缺乏跨领域交流与制度化积累，工艺创新难以上升为系统的科学与技术体系。

莫基尔认为，欧洲的领先优势并非源于单点突破，而是源于“竞争性多中心结构”。这种制度上的多中心格局与思想上的多元，使科学家、工匠和企业家能够在不同体制之间自由流动与竞争，避免了知识垄断与思想停滞。印刷术的普及、学会制度的兴起以及科学期刊的传播，共同构成了早期的“开放式创新体系”，为工业革命奠定了思想与制度基础。

这场革命的本质在于知识体系的制度化。技术创新之所以能够在18世纪的欧洲持续涌现，不仅源于工匠的创造力，更得益于“有用知识”的累积——既包括经验性的工艺技巧，也涵盖抽象的科学原理，使创新从偶发灵感转化为可持续、可复制的制度化活动。只有当人们不仅“知道怎么做”，而且“理解为什么能做”时，创新才能传承并扩散。

这一历史进程同时解答了一个长期疑问：为何一些文明虽很早出现先进技术，却未能实现持续增长？症结不在能力，而在思想压制、制度封闭、知识传播受限，使创新无法累积、社会难以自我更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文化—知识”的长期演化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深层机制。技术革命之所以能够自我延续，是因为社会建构了鼓励探索、传播知识、包容试错的制度环境。这种对历史经验的提炼，为现代增长理论奠定了思想根基，也为后来关于创新机制的理论模型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土壤。

从理论看创新：机制决定发展的活力

当前，全球化格局正被重塑。技术壁垒增加、地缘分化加剧、知识产权竞争加速，使得“创新驱动增长”不再单纯是学术命题，而是成为关乎国家竞争力与制度韧性的核心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具有特别意义。它不仅回望了过去两个世纪的增长逻辑，更回应了当下全球的共同关切：在结构调整和技术变革的浪潮中，经济如何保持活力？社会如何支撑持续创新？

如果说莫基尔揭示了创新为何可能，那么菲利普·阿吉翁与彼得·豪伊特则阐明了创新如何得以持续。他们在《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模型》一文中提出了熊彼特式内生增长理论，将创新过程系统纳入经济增长的内生建模框架。在他们看来，经济增长之所以能够持续，关键在于创新机制的自我更新。新的企业和技术不断进入，旧的产品与工艺被淘汰；创新成功者凭借暂时的领先地位获得回报，而这一领先又会被下一轮创新所取代。这种循环往复的过程，使经济体系在持续的更新中保持活力，增长由此成为可以自我维持的动态均衡。

这一机制还揭示出竞争与创新之间的微妙平衡。研究发现，竞争程度与创新活力之间呈倒U型关系：适度竞争最能激发创新潜能；而在垄断状态下，企业因缺乏压力与激励，往往趋向保守，创新动力减弱；过度竞争则压缩回报空间，同样不利于持续投入。此外，不同阶段的经济体，其创新策略也应有所差异。越接近全球技术前沿，越需要依靠制度创新与原创研发；而在距离前沿较远的发展阶段，更应强化学习和吸收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创新的自我更新并非没有代价。“创造性破坏”既是经济活力的源泉，也可能带来就业结构的阵痛与产业替代的不平衡。创新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会重塑社会分配格局。如果制度安排不能及时调整，创新红利往往被少数主体占有，进而形成“增长中的不平等”。基于这一现实，现代增长理论提出了“包容性创新”的理念，强调通过教育、金融、税收和社会流动性等政策工具，使创新收益能够更广泛地惠及社会。教育公平扩大了创新的参与群体；包容性的金融体系帮助中小企业突破融资约束；合理的税收激励与知识产权保护，在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同时，维护了创新体系的可持续性。随着研究的深化，创新增长理论进一步将环境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形成了绿色增长理论，主张技术进步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率，更应兼顾生态约束与社会可持续性。由此，创新不再只是经济层面的变量，而是一种社会系统工程，成为连接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机制。

随着理论的发展，创新的经济学分析逐步走向系统化。教育、金融、税收、知识产权、社会流动性等因素，被纳入创新机制的整体考量之中，形成“创新政策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创新从抽象的理念转化为可量化、可设计、可治理的政策过程，成为能够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持续激发的经济动力。

从启示看创新：揭示增长的内在逻辑

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不仅是对三位学者个人贡献的肯定，更标志着当代经济学正重新把目光投向长期增长的根本机制。莫基尔、阿吉翁与豪伊特的研究，构成了一个互为支撑的理论体系：从历史文化到制度机制，从知识积累到动态竞争，揭示了创新如何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

传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变量，难以解释不同国家之间增长轨迹的差异。第一代内生增长理论将知识生产活动纳入经济体系的内生机制，而以“创造性破坏”为核心的创新驱动增长理论，则进一步揭示了制度、竞争与激励结构在塑造创新动力中的作用，完善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理论解释。

经济增长的持久活力，源于能够自我维系的创新循环——以开放包容的文化与制度为土壤，以持续积累的知识为根基，通过有效的激励和适度的竞争，实现不断的更新与自我进化，从而推动社会在长期发展中保持繁荣与进步。

创新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一种社会机制。它依赖开放的文化氛围、自由的思想探索、健全的产权制度和合理的市场竞争；它需要教育、科研与产业的协同配合，也需要容忍失败、激励探索的社会环境。创新之所以珍贵，正因为它无法被简单复制。它是一种被制度化的创造过程，只有当社会将创新深度嵌入文化与制度结构之中，增长才能真正实现自我延续。

从实践看创新：以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深度转型阶段。现代增长理论揭示的创新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中得到越来越鲜明的印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创新生态体系，正是这一逻辑的生动体现。

第一，优化制度环境，培育创新文化的土壤。持续创新离不开开放的思想和多元的竞争。近年来，中国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科研评价与激励机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鼓励科研人员大胆探索、勇于试错。这些改革正在塑造更加包容、开放、信任的创新生态，使“敢创新、能创新、善创新”成为科研共同体的文化共识，为科技进步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

第二，完善竞争机制，激活创新的内生引擎。创新活力来自适度竞争与合理激励。我国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通过公平竞争激发企业创新潜能。同时，推行“揭榜挂帅”“先行先试”等制度创新，使科研资源配置更加高效灵活，形成以竞争促创新、以创新提效率的良性循环，让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第三，加强政策协同，汇聚创新驱动的系统合力。创新不仅是科技部门的任务，更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中国正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教育—科技—产业”贯通融合，形成多方联动、协同推进的创新体系。这标志着我国创新实践正在从“点上突破”迈向“系统跃迁”，从“单项推进”走向“整体优化”。

第四，促进融合发展，构建创新驱动的良性循环。创新不是孤立的科研活动，而是一项跨领域、跨环节的系统工程。近年来，中国通过深化改革和区域协同，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逐步形成层次分明、相互支撑的创新生态体系。同时，国家层面加快布局算力基础设施、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为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提供坚实支撑。

事实表明，中国的创新实践与现代增长理论揭示的逻辑高度契合：以制度创新激发思想活力，以竞争机制促进技术进步，以系统协同支撑持续增长。创新正在成为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动力，成为中国经济最稳定、最具可持续性的增长源泉。

面向未来：让创新成为文化自觉

当今世界正经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绿色能源、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正在深刻重塑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与全球竞争格局。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创新是最大的确定性。

理论与实践共同表明，经济增长从来不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唯有保持创新机制的活力，增长才能持续；唯有让创新成为社会共识与制度常态，它才能转化为推动文明进步的持久力量。

面向未来，创新不仅关乎技术领先，更关乎文明方向。人工智能、生命科学、量子科技等领域的突破，让人类在“能做什么”上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同时也在“应该怎样做”上面临新的伦理考验。中国在人工智能治理、数据伦理、绿色转型等领域的探索，正在为世界提供“负责任的创新”范式——既鼓励大胆创造，又注重在安全与公共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对于中国而言，创新既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要让创新成为文化自觉，必须在体制、结构与价值观层面协同发力：深化教育改革，激发青年创造潜能；完善科研保障与市场环境，形成更加开放、公平的创新秩序；弘扬尊重知识、崇尚创新的社会风气，使创新成为各类主体的普遍信念与自觉行动。

展望未来，创新不仅决定技术进步的速度，更决定社会文明的方向。以制度激励持续创新，以文化精神呵护探索，以开放合作汇聚力量，让创新的火种生生不息，让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越走越稳、越走越宽。在新的全球格局中，中国正在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答案”。这不仅是发展的战略选择，更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担当。

【思想者小传】